本報記者 張黎姣《中國青年報》(2014年12月30日10版)
  楊姣攝
  “中國曆史中,歷來都是重農抑商。因此,儘管范蠡卓越非凡,還是未能獲得社會的認可。寫《千古商聖》就是為了還范蠡一個公正的歷史地位。”作家李碩儒、胡玉琦歷時3年合作撰寫的《千古商聖》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它重現了“歷史的失蹤者”——范蠡的後半生經歷,也描繪出春秋時期文化中忠、俠、義的底色。
  范蠡,春秋時期楚國人,是著名的政治家、軍事家和經濟學家,被後人尊稱為“商聖”、“儒商”,是中國道商之鼻祖。
  范蠡出身貧賤,但博學多才。因不滿當時楚國政治黑暗而投奔越國,輔佐越王勾踐。他曾幫助勾踐興越國,滅吳國。功成名就之後,范蠡急流勇退,而後3次經商成巨富,卻又三散家財以富民。
  范蠡與西施的愛情故事更是為人熟知。傳說范蠡與西施一見鐘情,然而,國難當頭,范蠡選擇把西施獻給吳王夫差。吳國被滅後,范蠡歸隱江湖,與西施浪跡天涯。
  在越王勾踐卧薪嘗膽以及與西施的愛情故事的光環下,范蠡在歷史中被遮蔽。李碩儒、胡玉琦認為,范蠡的政治才能、財富觀念都應該為更多人所知。
  此前,諸多涉及范蠡的文學影視作品,多瞄準范蠡和西施的愛情故事。而他的前半生又因為吳越春秋的干戈謀略、卧薪嘗膽而起伏跌宕,已有多部文藝作品表現這些內容。為不再重覆,李碩儒與胡玉琦選取了范蠡後半生落筆。
  《千古商聖》從范蠡滅吳歸來寫起,將筆墨放在他棄官從商、以實業救國的後半生,通過范蠡形象的塑造,儘力展現了附著在他身上的儒學、道學和東方商學的精髓。兩位作者在浩繁的史料中,尋找范蠡的“蹤跡”,確保“大事不拘,小事不虛”。在40餘萬字的小說中納入了大量的真實史料,讓重大歷史事件與小說中幾十個人物的命運緊密相連。
  “他是一個宏略於胸,又悲憫天下的智者。”胡玉琦說。在她看來,范蠡的成就很難被超越。
  胡玉琦認為:“范蠡所處的時代距今2000多年,那時的社會環境、經濟環境,甚至是價值取向和當今社會都有很大差別。但是范蠡身上的很多特質與精辟獨到的思想,以及他那種大道至簡的成功秘訣‘小勝靠智,大勝靠德’,至今在海內外華人中仍然散髮著誘人的魅力。”
  越國在經歷戰爭之後跌到谷底,范蠡建議勾踐勸農桑,務積谷,不亂民功,不逆天時。先抓經濟,繼而親民,穩定社會,從而使百姓得到安定。這即是范蠡強調“大勝靠德”的例證。
  李碩儒認為,在范蠡諸多功績中,其財富觀,應該被當下所關註。
  “財富觀是擺在我們面前的迫切命題。為什麼現在我們缺乏理想?因為我們追求財富與權利,追求到之後就開始享受、奢靡,何談理想?”李碩儒這樣說。
  范蠡則不同,李碩儒補充道:“范蠡對財富有一種先知先覺的理念,即財富是寶貴的。因為沒有財富的支撐,民不能富,國不能強。”
  范蠡辭去越國上將軍後,到了齊國,更名改姓,耕於海畔,幾年後積累大量財產。齊國人仰慕他的賢能,請他做宰相。范蠡感嘆道:“居家則至千金,居官則至卿相,此布衣之極也。”范蠡將家財分給鄉鄰,自己選擇歸隱。
  “在積累了大量財富之後,范蠡不奢靡、不揮霍,不傳於後世子孫,而是用來濟民富民,將財富用於公益事業。他要用自己的財富去利民、富民,這就是范蠡的理想。”李碩儒如是說。在他看來,范蠡是反奢靡、反腐敗、反不正之風的代表人物。當下應該呼喚這樣務實的政治家、經濟學家。
  范蠡不單身體力行實踐自己的財富觀,還著書立說。胡玉琦介紹說:“范蠡在耳順之年,寫下了專著《致富奇術》,它填補了我國財富學術的歷史空白。書中提出‘貴出賤取’的理論,此為‘價值規律’之先河。”
  此外,范蠡還提出“待乏論”。主張把握商機,候時轉物。要準備別人沒有的或想不到的貨物,這樣才能在市場上占據優勢。范蠡也認識到“薄利多銷”,主張不求暴利,符合中國傳統思想中經商求誠信、求義的原則。
  李碩儒認為:“范蠡主張商品流通、平抑物價、先富帶後富、提出經商要‘擇人任時’的經濟思想具有劃時代的開創性意義。”
  “范蠡與民同耕同賈,以自己的智慧巧敬上,以達濟民、富民之願。這位起自青萍之末的寒士,在升至將軍之位後,能毅然退出名利場,以出世之心,建立、培植並終生實踐了自己的民本思想。可以說,他才是那個政治亂濁、哲思紛紜的時代絕無僅有的清醒者、超前者、無私者、腳踏實地為民謀福造福的大悲憫者。”李碩儒這樣評價范蠡。
  李碩儒和胡玉琦認為史學家司馬遷對范蠡的評價十分精準:忠以為國,智以保身;商以致富,成名天下。他們希望《千古商聖》一書能對今日人們關於理想、抱負、責任,特別是對財富道德、財富倫理等方面有所啟示。  (原標題:“小勝靠智,大勝靠德”是東方商學的精髓)
創作者介紹

林莉

er16erzinq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(0) 人氣(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