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莉

　　本報記者 張黎姣《中國青年報》（2014年12月30日10版）
　　楊姣攝
　　“中國曆史中，歷來都是重農抑商。因此，儘管范蠡卓越非凡，還是未能獲得社會的認可。寫《千古商聖》就是為了還范蠡一個公正的歷史地位。”作家李碩儒、胡玉琦歷時3年合作撰寫的《千古商聖》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它重現了“歷史的失蹤者”——范蠡的後半生經歷，也描繪出春秋時期文化中忠、俠、義的底色。
　　范蠡，春秋時期楚國人，是著名的政治家、軍事家和經濟學家，被後人尊稱為“商聖”、“儒商”，是中國道商之鼻祖。
　　范蠡出身貧賤，但博學多才。因不滿當時楚國政治黑暗而投奔越國，輔佐越王勾踐。他曾幫助勾踐興越國，滅吳國。功成名就之後，范蠡急流勇退，而後3次經商成巨富，卻又三散家財以富民。
　　范蠡與西施的愛情故事更是為人熟知。傳說范蠡與西施一見鐘情，然而，國難當頭，范蠡選擇把西施獻給吳王夫差。吳國被滅後，范蠡歸隱江湖，與西施浪跡天涯。
　　在越王勾踐卧薪嘗膽以及與西施的愛情故事的光環下，范蠡在歷史中被遮蔽。李碩儒、胡玉琦認為，范蠡的政治才能、財富觀念都應該為更多人所知。
　　此前，諸多涉及范蠡的文學影視作品，多瞄準范蠡和西施的愛情故事。而他的前半生又因為吳越春秋的干戈謀略、卧薪嘗膽而起伏跌宕，已有多部文藝作品表現這些內容。為不再重覆，李碩儒與胡玉琦選取了范蠡後半生落筆。
　　《千古商聖》從范蠡滅吳歸來寫起，將筆墨放在他棄官從商、以實業救國的後半生，通過范蠡形象的塑造，儘力展現了附著在他身上的儒學、道學和東方商學的精髓。兩位作者在浩繁的史料中，尋找范蠡的“蹤跡”，確保“大事不拘，小事不虛”。在40餘萬字的小說中納入了大量的真實史料，讓重大歷史事件與小說中幾十個人物的命運緊密相連。
　　“他是一個宏略於胸，又悲憫天下的智者。”胡玉琦說。在她看來，范蠡的成就很難被超越。
　　胡玉琦認為：“范蠡所處的時代距今2000多年，那時的社會環境、經濟環境，甚至是價值取向和當今社會都有很大差別。但是范蠡身上的很多特質與精辟獨到的思想，以及他那種大道至簡的成功秘訣‘小勝靠智，大勝靠德’，至今在海內外華人中仍然散髮著誘人的魅力。”
　　越國在經歷戰爭之後跌到谷底，范蠡建議勾踐勸農桑，務積谷，不亂民功，不逆天時。先抓經濟，繼而親民，穩定社會，從而使百姓得到安定。這即是范蠡強調“大勝靠德”的例證。
　　李碩儒認為，在范蠡諸多功績中，其財富觀，應該被當下所關註。
　　“財富觀是擺在我們面前的迫切命題。為什麼現在我們缺乏理想？因為我們追求財富與權利，追求到之後就開始享受、奢靡，何談理想？”李碩儒這樣說。
　　范蠡則不同，李碩儒補充道：“范蠡對財富有一種先知先覺的理念，即財富是寶貴的。因為沒有財富的支撐，民不能富，國不能強。”
　　范蠡辭去越國上將軍後，到了齊國，更名改姓，耕於海畔，幾年後積累大量財產。齊國人仰慕他的賢能，請他做宰相。范蠡感嘆道：“居家則至千金，居官則至卿相，此布衣之極也。”范蠡將家財分給鄉鄰，自己選擇歸隱。
　　“在積累了大量財富之後，范蠡不奢靡、不揮霍，不傳於後世子孫，而是用來濟民富民，將財富用於公益事業。他要用自己的財富去利民、富民，這就是范蠡的理想。”李碩儒如是說。在他看來，范蠡是反奢靡、反腐敗、反不正之風的代表人物。當下應該呼喚這樣務實的政治家、經濟學家。
　　范蠡不單身體力行實踐自己的財富觀，還著書立說。胡玉琦介紹說：“范蠡在耳順之年，寫下了專著《致富奇術》，它填補了我國財富學術的歷史空白。書中提出‘貴出賤取’的理論，此為‘價值規律’之先河。”
　　此外，范蠡還提出“待乏論”。主張把握商機，候時轉物。要準備別人沒有的或想不到的貨物，這樣才能在市場上占據優勢。范蠡也認識到“薄利多銷”，主張不求暴利，符合中國傳統思想中經商求誠信、求義的原則。
　　李碩儒認為：“范蠡主張商品流通、平抑物價、先富帶後富、提出經商要‘擇人任時’的經濟思想具有劃時代的開創性意義。”
　　“范蠡與民同耕同賈，以自己的智慧巧敬上，以達濟民、富民之願。這位起自青萍之末的寒士，在升至將軍之位後，能毅然退出名利場，以出世之心，建立、培植並終生實踐了自己的民本思想。可以說，他才是那個政治亂濁、哲思紛紜的時代絕無僅有的清醒者、超前者、無私者、腳踏實地為民謀福造福的大悲憫者。”李碩儒這樣評價范蠡。
　　李碩儒和胡玉琦認為史學家司馬遷對范蠡的評價十分精準：忠以為國，智以保身；商以致富，成名天下。他們希望《千古商聖》一書能對今日人們關於理想、抱負、責任，特別是對財富道德、財富倫理等方面有所啟示。　　（原標題：“小勝靠智，大勝靠德”是東方商學的精髓）